全面还指兼顾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它为多样化行政提供了稳定的、形式化的基本活动单元，借由这一单元，复杂的行政被纳入法体系的统一秩序之下。将法实证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纯粹法学大师凯尔森，将法体系描述为一种拥有不同位阶秩序的阶层构造[43]，而构成法体系的规范或概念也因此拥有了不同位阶。
除这种规定功能的法概念外，类型同样是拉伦茨法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首先，体系化是将既存的各色各样的知识或概念，依据一项统一的原则，安在一个经由枝分并且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在一起的理论构架中[9]。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与体系化均衡与其长期奉行的实证主义法学观密切相关，背后体现的也是学者对于法学科形式理性的关注。[8]同时，对概念、逻辑、体系这些实证主义法学元素的一贯迷恋，亦使体系化建构对于德国学者具有格外的吸引力。在这一过程中，司法活动给了他相当的启示。
据此，对于法学科系统建构而言，有两项任务至关重要：首先就是寻找和确定作为上位价值的秩序观念，其次就是对系统内部逻辑一致的反复锤炼。以其中制度化和形式化程度最高的行政行为为例，从内部而言，行政行为学理包含行为的合法性要件、生效／无效、存续效果、违法瑕疵的法律后果等多项内容，这些内容之间既相互指涉，又环环相扣，都表现出逻辑上的有效衔接和制度上的相互配合。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司法工作秩序有序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大多数案件审理又将回到线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国数字司法发展还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问题。一是优化调整案件管辖范围，推动互联网法院聚焦审理数据权属、虚拟财产、算法规制、平台治理等互联网特性突出、有利于确立依法治网规则的案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对结构性网络立法工作提出深层次要求。这也充分说明，三家互联网法院圆满完成了探索网上纠纷网上审的阶段性任务，相关经验不仅被复制推广，还被成功写入2021年年底修改的《民事诉讼法》。
第五 探索数字法院运行新模式近年来，欧洲司法界已出现关于法院是一个场所，还是一种服务的讨论。数字司法的发展规划，从一开始就位于高起点。
世界领先并非自我宣示，而是经过实践比较和疫情检验后，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事实。二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司法人工智能系统建设提供支撑。同理，假设在某省设立一家数字法院，不设机构编制和办公场所，法官分属不同法院，但符合一定资质要求(如在线审理经验丰富、熟悉互联网技术等)，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赋予数字法院法官资格。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多措并举加强对数字领域的司法、行政规制，许多举措极具超前性、示范性，数字立法亦层出不穷，规则竞争明显加剧。
2012年到2022年，从推动裁判文书上网、庭审录音录像代替法庭笔录、电子卷宗深度应用、异步审理、在线存证，到探索建立电子商务法庭、设立互联网法院、全面推广在线诉讼、人工智能辅助审判，中国数字司法的发展，既有小步快走，也有磕磕碰碰，几乎每一步都伴随着各种争议和质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应并解决好时代之问，才能真正走在前列、引领时代。近些年，常有外国法官或学者问我，中国数字司法的发展蓝图是哪一年制定的？是否严格按时间表推进？我都会回答，我们的路线图是一步步试出来、干出来的，并非事先画出来的。当然，探索数字法院运行新模式，需要考虑的配套问题也有很多。
但是，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如当事人不同意在线、证据无法在线提交、费用无法在线交纳、庭审秩序混乱不堪、证人难以在线作证等。中国是在全球首个互联网法院设立5年之后，才印发《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并已在数字司法领域经历了十多年的铺垫和探索，目的就是多总结经验，纠正偏差，尽可能少走弯路。
这里的顺势，是指顺应时代发展之势，也即综合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国家政策、法官素质、网络观念、现实需求等各种因素形成的发展态势。对于省域内适宜全程在线审理的简单案件，当事人在线起诉后，无须考虑管辖连接点，都可以由数字法院受理，经系统随机分案，交相关法官审理。
当然，哪类案件不宜在线，哪类案件适合线上＋线下结合，可以进一步总结经验、灵活调整。二是有序推广浙江省、福建省等地经验，依托街道、法庭、司法所或法律服务机构等，在基层单位、偏远镇街设立在线参审点，配备志愿者或督导员，解决特殊群体、困难群众上网难和证人在线作证难等难题。三是通过组建司法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等机制，综合采用伦理审核、合规审查、安全评估等方式，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这样的好处，是充分便利当事人，一定程度上也能平衡各地忙闲不均差异、缓解中心城区法院的人案矛盾，形成普通法院受理适宜线上＋线下审理的案件、互联网法院受理依法治网规则意义较强的案件、数字法院受理适宜全流程在线审理的案件的新型诉讼格局。在线诉讼全面推广后，曾有媒体评论，每个法院都变成了互联网法院。例如，利用大数据杀熟是否构成歧视行为？未经许可推送他人读书习惯是否构成侵权？远程控制他人计算机挖矿如何定性？网络百科服务提供者未对词条编辑尽合理审核义务，要不要承担侵权责任？视频网站要求黄金VIP会员付费超前点播热播剧是否侵犯用户权益？这些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不可能马上立法规制。
其实，数字法院建设的核心理念，在于打破法院是一个固定组织、有形机构的传统认识，甚至不考虑是否存在管辖连接点，以跨域司法协作方式，为当事人提供无障碍、低成本的司法服务。考虑到当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各地法院对在线诉讼都有迫切需求，而且具备实践基础，所以对民事、行政案件采取了可上尽上策略，并未按案由或程序类型设限，但刑事领域的在线诉讼仅适用于刑事速裁程序案件，减刑、假释案件，以及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宜线下审理的刑事案件
这个假定不符合霍布斯、洛克对自然状态的假设。而国家之所以成为全部土地的主人乃是因为各个个人原先在自然状态下作为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转让给了国家。
国家根据上述三项限制条件授予原先的占有者们以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由权利（right、jus）＝某种能力、本能（potestas、facultas），转义为权利（right、jus）＝自由（Liberty），这是霍布斯对近代自然法学和自然权利哲学作出的一个重大创新。
霍布斯、洛克所论证的自然本能自由权利就是以自我力量为依据，即一个人的力量所及范围就是其自然权利。这一自然如何给人的行为能力、本能赋予正义性、正当性？格劳秀斯没有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伤脑筋，而是潇洒地把带着这一问题的皮球踢给了后人，径自继续用ius natural去表示针对个体而言的、作为人的行为本能的自然权利。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山川、河流、树木、花草的存在依据并不来自于、并不依赖于我们的评判：无论你说它们对还是不对，无论你说它们正义还是不正义，它们都在那里。由此，权利概念就丧失了其在本源上内涵的约束限制国家权力之义。
可以说，康德所说的作为权利的自由是处于公共自由—相互协调的群体自由—中的个人自由。带有正确正义公正正当等内涵的权利，只有在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并尊重他人的既有利益、根据大家同意的规则约束自我行为在一个不损他的范围内的条件下才能产生。
各国分别用表达法的概念去表达ius，但因为ius已经具有作为个人的能力本能的权利意思，以至德、法、意等大陆国家语言中的法的概念，也必然同时表达着个人权利的意思。以生命权为例，霍布斯论述的是针对人的自我保护生命的自卫行为而言的权利。
在教会法的注释活动中，也渐进性地创造了自然权利（jus natural）概念。只有在法律的强制下使得他人不能阻碍一个人的自由行动，才能说这个人拥有权利。
这样，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一些著名学者着手对这种权利观加以批判。在此条件下，一个人除非自己对某物品有所有权，或者得到所有权主人的同意，否则，他就不能占有消费该物。生命作为主体人存在的根据、性状和特征，主体人不能对其选择要或者不要，而是只能要，所以任何人对生命都没有在作选择的自由意义上的权利。但是，上述教会学者们关于权利的阐释散见于他们对教会法文件的注释中，并且其中一部分还处于手稿状态而没有成为印刷品，以至于人们对其知之甚少。
这种权利观的缺陷的最突出表现就是缺少正义公正的成分内涵。这一意义上的权利，完全不同于霍布斯所作的权利定义——做或不做的自由，而是对人的本有利益侵犯的禁止（应当不）——本益禁侵。
教皇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财产（物）的使用实际上就是拥有财产权。这一辩论最先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与方济各修道会领导层之间展开。
霍布斯所讲的自然权利，就其直接依据人的畏惧死亡、竭力自保的天性本能而言，是对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们用人的本能去解释jus naturale的想法的继承。洛克所说的生命权，是直接针对人的生命这种本我利益而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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